您的当前位置:主页 > 文学频道

阳明心学十讲:第九讲 明德亲民(上)

2019-07-19 14:29:10 来源:河源日报 司雁人

官员们的致良知事上磨练了,功利心拔本塞源了,本体上无善无恶无偏倚了,就要学以致用了。学以致用就是要明德亲民,从而治国平天下。


第一节 缘起


“明德”“亲民”是儒学经典《大学》论述的核心内容,王阳明的《〈大学〉问》从心学角度对它进行了系统阐释。《〈大学〉问》囊括了王阳明的整体思想,可以说是王阳明留下来的唯一著作。

王阳明对《大学》的解释,既是他创立心学的起点,也是他良知学说的归宿。他常说:“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当,只此修为,直造圣域。”如果真能按照我对《大学》的解释去做,就可以直接达到圣贤的境界。凡新来的学者,阳明都是先为他讲解自己对《大学》的解释,使其入门便知自己所创心学的基点和目的。门人有请录成书者,阳明说:“此须诸君口口相传,若笔之于书,使人作一文字看过,无益矣。”他强调的还是行,甚至以行为知。

也是嘉靖六年(1527)九月,阳明起复征思、田,临行前,门人复请,他终于答应。此书写出来交给钱德洪时,阳明说:“《〈大学〉或问》数条,非不愿共学之士尽闻斯义,顾恐借寇兵而赍盗粮,是以未欲轻出。”①之前就是因为自己对《大学》的解释与朱子不同,而遭到朱子学者的攻击,所以没有轻易作文。但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与辨析,阳明此时对自己的学说已有十足的把握,所以才落笔成书。阳明征思、田没能活着回来,所以梁启超称《〈大学〉问》“可算得他平生论学的绝笔”②。

《传习录》首卷《徐爱录》一开始,就是记载王阳明关于《大学》论述的。

正德七年(1512)底,阳明北辞京师,往滁州赴任南京太仆寺少卿,刚好徐爱也升任南京工部员外郎,两人同行,师徒就在南下船上讨论起了《大学》。

徐爱问:《大学》首章的“在亲民”,朱熹先生认为应作“新民”,后章“作新民”文句,好像可作凭证,先生认为应按旧本作“亲民”,不知可有什么根据吗?阳明答,《大学》本来说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”,是“亲民”而不是“新民”;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,“修己”就是“明明德”,“安百姓”就是“亲民”,这意思本来非常清楚,“亲民”有兼教养之意,“新民”使后文无了着落,与下面的“治国平天下”无发明。王阳明认为,程颐硬将“亲民”改为“新民”,朱熹不仅沿用程颐的错误,而且任意分割原文,杂以己意,将人引入歧途,读《大学》当以《礼记》旧本为正,不能尽信朱子之言。

一番话让徐爱惊骇不已,《大学》是儒学的宣言,是最简明又全面地阐述了儒学本体论与功夫论的宪章纲领,朱子在当朝被奉为先哲,是孔孟学说的权威解释人和继承人,他的《大学章句》为全国通用教材,他的书就是经典,老师的话可谓离经叛道之言。

朱子对《大学》几个重要观念的诠释,在他整个经典解释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,他少时即受教读《大学》,临终前仍在修改《大学章句》,他以超人的学识和智力,把终生奉献给这样一篇短小古典文献的整理。《大学》原为小戴《礼记》第四十二篇,东汉郑玄为之作注,唐代孔颖达领撰《五经正义》,《大学》遂定格为郑注、孔疏本,习称“注疏本”,此即古本《大学》。《大学》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,一部分提出了“明明德”“亲民”“止于至善”三纲领和“格物”“致知”“诚意”“正心”“修身”“齐家”“治国”“平天下”八条目,另一部分是对三纲领八条目的解说和论证。朱子把提出三纲领八条目的第一部分称为“经”,把第二部分即解释三纲八目及其相互关联的部分称为“传”。朱子在研究所谓“传”这一部分时发现,这一部分基本是按照次序逐条解释三纲八目的,但在“逐条”解释中唯独缺少对“诚意在致知”“致知在格物”的论证,而且对于“正心在诚意”的论证也没有按照八条目应有的次序,反而出现在传文开始的地方。于是,朱子继承北宋儒学对《大学》本文面貌的怀疑传统,认为,解释诚意的传文没有出现在八条目中应在的位置上,是因为“错简”造成的;而全文中没有出现对致知、格物的解释,则是由“阙文”造成的。朱子《大学章句》最重要的工作有两条,一是把传文中对诚意的解释移后至对应位置,二是作了一个“补‘致知在格物’传”,来弥补所谓“阙文”。后人称此为“移其文、补其传”。朱子《大学章句》宋季之后成为流行最广的本子,元代奉为科举功令,具有普遍的权威性。相对于郑玄《大学》“古本”,朱子改本亦称“新本”。

朱子特别致力于对《大学》中所谓“格物”“致知”问题的解释,他的努力产生了广泛影响,“从此整个哲学被格物致知的问题所笼罩,格物与致知成为宋明理学中最富生命力的范畴”③。与徐爱南舟论学之前,阳明早有“龙场悟道”,他已经放弃了朱子对《大学》的章句和解释,而找到了新的经典基础,并建立了完全不同的诠释体系。

《大学》中的格物,按程颐和朱熹的解释,就是剖析事物,格物致知就是即物穷理,因此有“今日格一物,明日格一物,脱然自有贯通处”的说法。王阳明的解释不同,他认为,“物者,事也”,“格者,正也”④,这样,格物便不再是“剖析事物”,而成为“匡正事物”了。而致知中的“知”,王阳明说根本不是朱子所说的“知识”,而是《孟子》一书中的“良知”,良知不假外求,自然不可向外即物穷理,只能反求诸己了。“致吾心之良知者,致知也。”⑤这样,格物致知便被解释成“匡正事物找回本心”,与朱子“探究事物原理使认识达到明彻”的解释就完全不同了。阳明甚至干脆说:“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,便是格物。”⑥

王阳明进一步追问如何由知善到行善,并发现完成这一过程的首要前提是化知识为德性,因此他把问题的讨论直接引向了格外在之物与成自家之意的关系,并鲜明地表示自己关注的首先是后者:“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,天下之物如何格得?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,今如何去格?纵格得草木来,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?”⑦所以他认为“《大学》之要,诚意而已”⑧,而朱熹的新本弄成了以格物为主题,让人逐个地格一物致一知,让心不歇地去追求理,遂陷入外驰支离的困境,生有涯而知无涯,到死也不能见道。因此王阳明以郑玄古本《大学》为正,认为无所谓阙文,无须补传;无所谓错简,无须移文,原文本自平正通顺。他去掉了朱子的分章补传,在旁边加上了自己的解释,这就是他的《大学古本傍释》。在诚意的指导下来格物,就等于把格物这个理学的基石性概念纳入心学体系了,陆九渊指出,如果内心不洁净,没有善良的情感和动机,即使读了圣人之书也只能是“借寇兵,资盗粮”。“不带着正确的立场和方向格物穷理,不用‘心’统摄所格之物、所穷之理,是不可能有真修身的”⑨。

这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,也是一个逻辑原点设定问题,何者为先,关系到全部努力的方向和结局。王阳明认为,朱子以格物为先,就会追逐外物,步入支离之境,越努力离大道越远,因为起脚就走上了旁窦邪路;自己以诚意为起点,则一上道就在道德轨道上,每活一天都是在为自己的“心”升入至善之境而做功夫,自己并不反对一般的格物,只是强调要在诚意的率领下去格物致知,给格物一个明确的为善去恶的方向,而诚意本身也就是为善去恶。⑩

程朱理学的整个思想体系,是以格物致知说为支柱的,王阳明的解释,动摇了这个基础,徐爱之错愕可想而知。《徐爱录》可做学习《〈大学〉问》的课外辅导书。

注:

①以上引文俱见钱德洪《〈大学〉问》跋言。“借寇兵,赍盗粮”:把武器借给了贼兵,把粮食送给了盗匪。比喻帮助自己的敌人增强力量。

②梁启超《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》。

③陈来《有无之境:王阳明哲学的精神》,第118页。

④《〈大学〉问》,《全集》卷二十六。

⑤《答顾东桥书》。

⑥《答聂文蔚·二》。

⑦《黄以方录》。

⑧《大学古本序》,《全集》卷七。

⑨方尔加《王阳明心学研究》,第108页。

⑩参见周月亮《王阳明大传》第十回《功成自会·教典问世》。


第二节 王阳明的仕途观


研究王学始终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,朝廷科举考的是以朱子注疏为标准的“四书”“五经”,王阳明反对御用朱子学,反对朱熹对《大学》的解释,那么他反对科举吗?如果反对,就阻碍了读书人的仕进之路,所谓圣贤之功不过是空中楼阁,王学根本不会有市场;如果不反对,士人还是要沉溺御用朱子学,官员质量还是无法保证,这也是阳明再也不愿看到的。如何在不阻碍读书人仕进之路的前提下,为朝廷培养出更多高质量的官员,是阳明要解决的首要课题,所以他不反对科举入仕而只强调立圣贤之志。

阳明不但自己参加了科举走上仕途,而且临死前还写信让人催促钱德洪、王畿抓紧时间进京参加殿试,他希望有更多优秀门生,能通过科举成为朝廷命官。

正德二年(1507),正准备参加来年会试的妹婿徐爱请为门人,阳明作为过来人,亲自指导了这位大弟子。他先进行心理辅导:“君子穷达,一听于天,但既业举子,便须入场,亦人事宜尔”;接着嘱咐:“入场之日,切勿以得失横在胸中”;进而进行具体指导:“场中作文,先须大开心目,见得题意大概了了,即放胆下笔;纵昧出处,词气亦条畅”,千万不要“一念在得,一念在失,一念在文字”,这样一心三用是不可能成功的。甚至对进场十日前、进场前两日如何如何,他都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指导,果然,徐爱中正德三年(1508)进士。①

阳明认为圣贤之学与科举之业并不矛盾。正德十一年(1516)九月,升左佥都御史,奉命将南,学生白说与其弟追送南京龙江码头舟中,问:“圣贤之学,所以成身;科举之业,将以悦亲。二者或不能并进,奈何?”阳明回答:“成身悦亲,道一而已。不能成身,不可以悦亲;不能悦亲,不可为成身。”并接着指导说:“子但笃志圣贤之学,其绪余出之科举而有余矣。”②

正德十二年(1517)五月,在赣南闻五门生同中进士,阳明写信称“闻诸友皆登第,喜不自胜” ③。

嘉靖二年(1523)会试以心学为问,阴以辟阳明,门人徐珊(徐汝佩)不答而出,阳明听说后“黯然不乐者久之”,有人问为什么,默然不应。徐珊回来后对大家说:“夫子之黯然而不乐也,盖所以爱珊之至而忧珊之深也。”④阳明很无奈,自己宣扬圣学,却使弟子耽误了前程,他希望经他培养的俊逸人才,能够为朝廷所用。

嘉靖七年(1528)六月,阳明兴南宁学校,行牌谕曰:“其诸生该赴考试者,临期起送;不该赴试者,如常朝夕聚会。考德问业之外,或时出与经书论策题目,量作课程;就与讲析文义,以无妨其举业之功。”⑤在广西的多道公移里,阳明都说过类似的话,在大讲圣贤之学时,他是非常关心学生举业的,一再要求负责官员不要误了诸生的举业课程。

阳明面对大多需要科举的士子们讲学,还是要讲一些章句什么的,在他正德十三年(1518)六月十八日的奏疏里,有“切念臣以章句腐儒”⑥之说。嘉靖六年(1527)出征广西写给杨一清的信中也说:“近年以来,忧病积集,尪羸日盛,惟养疴丘园,为乡里子弟考订句读,使知向方。”⑦从《传习录》内容来看,他与弟子们讨论问题的范围,基本还是不出“四书”“五经”。

阳明考没考过生员,在没在学宫读过书,无材料证明,但有两条材料可以证明他曾入太学:其一,他曾说“往时仆与王寅之、刘景素同游太学”⑧;其二,他说他与好友程守夫“同卒业于北雍(北京国子监)”⑨。

阳明是怎样认识科举的呢?

正德三年(1508),阳明在贵州时就谈过怎样看待科举,他在《重刊文章轨范序》中认为,举业离圣人之道虽远,但如今不习举业就不能实现抱负,举业就是读书人晋见君王的见面礼,见面礼不够好,对君王是不恭敬的,所以不应该责备举业本身。业举而奉见面礼的动机,不是求媚于主,也不是要利于君,而是表示诚意而已。世人见由科举而做官的,很多人一味徇私牟利,不给君王干事,于是就归咎于举业,殊不知这些人初业举时,就不是诚意奉献见面礼,而是以钓声利、肥身家为目的,动机不纯。按照孟子、程颐的说法,在业举之前,恭敬地立个必为贤人君子的诚心,那么一样可以通过举业而达致圣人境界。“举业不患妨功,惟患夺志。”⑩

家贫亲老,岂可不求禄仕?求禄仕而不工举业,却是不尽人事而徒责天命,无是理矣。但能立志坚定,随事尽道,不以得失动念,则虽勉习举业,亦自无妨圣贤之学。若是原无求为圣贤之志,虽不业举,日谈道德,亦只成就得务外好高之病而已……

谓举业与圣贤之学相戾者,非也。程子云:“心苟不忘,则虽应接俗事,莫非实学,无非道也。”而况于举业乎?谓举业与圣人之学不相戾者,亦非也。程子云:“心苟忘之,则虽终身由之,只是俗事。”而况于举业乎?忘与不忘之间不能以发,要在深思默识所指谓不忘者果何事耶,知此则知学矣。11

《年谱》专门提到阳明“论圣学无妨于举业”。嘉靖三年(1524),钱德洪带着两个弟弟在绍兴城南稽山书院读书,其父前来探望,魏良政、魏良器等陪他游禹穴诸胜十日未返,问这样会不会妨碍课业,回答说“吾举子业无时不习”,又问学心学会不会影响学朱子学,二人回答:“以吾良知求晦翁(朱熹)之说,譬之打蛇得七寸矣,又何忧不得耶?”钱父疑未释,进问先生,阳明说不但无妨碍而且有大益,并以治家喻治举:“学圣贤者,譬之治家,其产业、第宅、服食、器物皆所自置,欲请客,出其所有以享之;客去,其物俱在,还以自享,终身用之无穷也。今之为举业者,譬之治家不务居积,专以假贷为功,欲请客,自厅事以至供具,百物莫不遍借,客幸而来,则诸贷之物一时丰裕可观;客去,则尽以还人,一物非所有也;若请客不至,则时时气衰,借贷亦不备;终身奔劳,作一窭人而已。是求无益于得,求在外也。”第二年大比,稽山书院二人中举,钱父闻之笑曰:“打蛇得七寸矣。”以良知去习朱子学、举子业,真是抓住了要害。12

阳明认为,读书人科举入仕后,作学问修德业与事功并不矛盾,早期弟子朱节(朱守忠)曾为此请益,他复信回答说:“君子之事,敬德修业而已。虽位天地、育万物,皆己进德之事,故德业之外无他事功矣。”13

阳明也不是一味地反对谋略、技能等知识,他说关键看用来做什么,以什么心思来用。“虽小道必有可观。如虚无、权谋、术数、技能之学,非不可超脱世情。若能于本体上得所悟入,俱可通入精妙。但其意有所着,欲以之治天下国家,便不能通,故君子不用。”14

读书人业举的目的是出仕,出仕的目的又是什么呢?阳明曰:“君子之仕也以行道。不以道而仕者,窃也。”15他赞美“古之君子,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,致其良知而不敢须臾或离者”16,要求官员“惩己之忿”“窒己之欲”“舍己之利”“惕己之易”“去己之蠹”“明己之性”17。

当时科举存在什么问题,应该怎样纠正呢?

当时的现实是:“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,相规以伪,相轧以利,外冠裳而内禽兽,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”18“处处相逢是戏场”“名利牵人一线长”19“王道息而伯(霸)术行,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济其私,而以欺于人”20。嘉靖六年(1527),已到晚年的阳明还写信给欧阳德说:“今人不能常见自己良知,一日之间,此心倏焉而夷狄,倏焉而禽兽,倏焉而趋入悖逆之途,倏焉而流浪贪淫之海,不知几番轮回,多少发现,但人不自觉耳。”21

董萝石的一段话,即可看作是对焦芳等功利之流的不屑:“吾见世之儒者支离琐屑,修饰边幅,为偶人之状,其下者贪饕争夺于富贵利欲之场,而尝不屑其所为。以为世岂真有所谓圣贤之学乎,直假道于是以求济其私耳!”训诂是朱子治学基本方法之一,但“今之后生晚进,苟知执笔为文辞,稍记习训诂,则已侈然自大,不复知有从师学问之事”22“记诵训诂,学文辞,冀以是干升斗之禄”23,知识学问已沦为谋取个人功利的工具。

阳明深为当时“不知求《六经》之实于吾心,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”,务虚名而不修养身心的学风士风而担心,号召学生要真正尊奉古代圣人传下来的《六经》:“尚功利,崇邪说,是谓乱经;习训诂,传记诵,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,是谓侮经;侈淫辞,兢诡辩,饰奸心,盗行逐世,垄断而自以为通经,是谓贼经。”24

阳明不反对科举入仕,但他要为御用朱子学加入良知之魂。所谓知行合一,所谓致良知,简易直接,坦如大路,讲起来是没有多少新学问的,但确为补偏之笃论、救弊之良方。一部《传习录》只说一句话,就是要人们时时刻刻提醒自己,做人做事对不对得住那颗良心。

注:

①引文俱见《示徐曰仁应试》,《全集》卷二十四。

②《四箴卷跋》,载计文渊编《王阳明法书集》,西泠印社,1996。

③《与希颜台仲明德尚谦原静》,《全集》卷四。

④《书徐汝佩卷》,《全集》卷二十四。

⑤《牌行委官季本设教南宁》,《全集》卷十八。

⑥《辞免升荫乞以原职致仕疏》,《全集》卷十一。

⑦《寄杨邃庵阁老·四》,《全集》卷二十一。

⑧《答储柴墟·二》,《全集》卷二十一。

⑨《程守夫墓碑》,《全集》卷二十五。

⑩《与辰中诸生》,《全集》卷四。

11《寄闻人邦英邦正》,《全集》卷四。

12引文均见《年谱三》。

13《祭朱守忠文》,《全集》卷二十五。

14《传习录拾遗》第36条,《全集》卷三十二。

15《龙场生问答》,《全集》卷二十四。

16《自得斋说》,《全集》卷七。

17《书朱子礼卷》,《全集》卷八。

18《书林司训卷》,《全集》卷八。

19《观傀儡次韵》,《全集》第711页。

20《象山文集序》,《全集》卷七。

21《与欧阳崇一·四》,转自钱明《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》第320页。

22《从吾道人记》,《全集》卷七。

23《与傅生凤》,《全集》卷八。

24《稽山书院尊经阁记》,《全集》卷七。


编辑:黄剑锋
    上一篇:第三者
    下一篇:没有了
    数字报
    Top 现金的棋牌游戏